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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西方学术话语的战略误导
作者: │ 来源:《学习时报》 │ 时间:2017-10-31

田文林

    国家间竞争实际是国家战略的竞争,战略竞争又是战略境界和价值观的竞争。政策来自战略,战略来自哲学,哲学又取决于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竞争,看似仅仅是观念之争,实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旦国家的理论体系出现偏差乃至颠覆,其战略和政策也将发生180度转变,在不知不觉中推行一种有利于别国的政策。当年苏联没有在侵略者军事进攻中败北,最终却自毁长城,不战自溃,根本原因就是苏联在“改革”旗号下,指导思想出现方向性失误。就此而言,国际政治博弈是个“博傻游戏”。谁的理论水平和战略水平低,谁就可能遭遇国家衰亡的命运。

  中东伊斯兰世界就是一个反面案例。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追随西方道路,最终却出现了“去工业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在2011年爆发政权更替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道路上误入歧途,犯下颠覆性错误而不自知。中东国家出现这种状况,除了自身治国理政能力不足的内因外,还与西方长期进行“战略忽悠”和战略误导直接相关。

  一、西方学术话语暗含意识形态陷阱

  二战结束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西方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奉行殖民政策,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在此背景下,诱导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道路,使其继续保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依附,就成为西方大国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研究成为西方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忽悠”的重要战场。表面看,学理性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谋求“客观中立”,实则不然。学理性研究使用的概念与理论,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观点与结论,进而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理论出发点。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理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学术研究这种隐蔽性特征,使其可以“静悄悄地”引导他国发展道路而不被发现,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的奇特现象。

  因此,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并有意识培养一批专门“忽悠”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学者。这些披着学术外衣的杀手,还有意无意制造和强化某些概念和理论,并借学术交流之名,有意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几年前,美国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根据该书作者揭露,美国有这样一批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主要以经济而非武力操作别国,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勒索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菁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最终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裹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宣传品。现代化理论产生于冷战时期,最初就是美国为了争夺发展中国家、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而应运而生的。二战结束后,苏联共产主义思潮一度风靡全球,尤其对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在亚非拉地区,各种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可以想见,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成为苏联的拥趸,无疑对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及西方世界构成严峻挑战。

  为了与苏联争取第三世界,引导第三世界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设计行事,罗斯托、李普塞特等众多“冷战知识分子”,创造并强化出一套“现代化”理论。按照这套理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目标,就要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结构调整,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经济观的立足点,就是让第三世界国家深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家分工体系。而在这种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奋斗方向和目标。第三世界国家追求的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向西方看齐”,将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坐标体系和终极目标。这样,发展中国家看似是走向“现代化”,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向西方世界靠拢,由此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不动声色地在这些刚刚摆脱殖民体系的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甚至连部分南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也认为,南方国家远逊于“西方”,将“西方”作为效仿对象,追求自身缺乏的“现代性”。

  然而,几乎没人注意到,这种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前提和“不可动摇的信念”就是效仿西方。它几乎完全忽略了第三世界国情的特殊性,当地文化遗产和社会体系的被抹杀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奴役性的和强制性的宏观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忽视了一点: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的所谓“国际经济体系”,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此前数百年的历史已然证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和受剥削地位。

  因此,“现代化”理论被美国赋予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客观上成了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化论者声称,胜利取决于击败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力量,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开明进步的“现代性”转变的自然过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以“经济成长阶段理论”闻名的沃尔特·罗斯托曾公开表示,现代化将取代殖民主义,它会创造“自由世界的被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1960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切·格瓦拉与赫鲁晓夫、毛泽东作为封面。这个画面显示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反抗和革命的普遍看法:即那些偏离现代化康庄大道的动乱都是在莫斯科和北京“煽动”与“支持”下发生的,是全球共产主义“叛乱”的组成部分。

  相反,美国则被描绘成代表现代文明康庄大道的理想国度。从思源渊源看,现代化理论与美国的“天定命运”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强烈共鸣。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确反映了一种世界观,正是在这种世界观之下,美国的战略需求和政治选择才能够被表达、被评估、被理解。”

  从实践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二战结束后,除少部分国家外,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不知不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走上富裕发达的康庄大道,反而自动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附庸。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从侧面说明了美国通过战略误导实现地缘政治经济目标的成果,也说明“现代化”理论本身不易察觉的荒谬性。

  二、中东国家是西方“战略诱导”的典型案例

  中东国家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理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权,起初并未按照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贸易”等和经济教条出发,而是从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高度入手,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矢志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那个时期是整个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时期。然而,由于西方国家不断诋毁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理论。在西方话语霸权长期的“战略忽悠”下,中东国家不知不觉被牵着鼻子走,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进程,由此导致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民族工业日趋凋敝,埃及等国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最终日渐沦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讨经济”。这些国家牺牲了发展、财富和尊严,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吃的是下等饭,成为利润最薄、经济最脆弱的产业链下游国家。

 

  中东产油国更是完全融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些产油国被锁定在“原材料供应国”地位,并成为美国出口产品的巨大消费者。这种关系是一边倒的关系:美国是少量产品(主要石油和廉价劳动力)有选择的消费者,阿拉伯国家则是不加选择地消费着各所各样的美国产品——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模式对美国好处多多,但中东产油国则始终难以摆脱“资源诅咒”:油价高涨时,这些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满;一旦国际油价暴跌,这些产油国便面临巨大财政赤字。2014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暴跌,已经从115美元/桶的最高点跌至2016年初最低不足30美元/桶。这使包括沙特在内的诸多中东富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节俭度日。

  即使那些看似经常与西方冲突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其在发展道路问题上秉承的路线主张,也未摆脱西方话语设定的圈套。他们的银行、公司、贸易、武器,还有设在日内瓦、卢森堡、法兰克福和巴哈马的商业总部,本来就是全球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后台,他们反对阿拉伯世界中任何趋向世俗、自由、民主的和爱国的运动。纵观历史,这些伊斯兰势力的后台先是英国,继而是美国。他们利用文化宣扬宿命论、顺从、放弃怀疑,人们应该接受任何命运,无论是贫穷或是富有,幸福或是悲惨。对全球性经济来说,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盟友了。由此看出,伊斯兰世界“中毒”之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然而,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这种线性思维的现代化理论,而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相反,很多国家不顾国情,一味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结果因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最终爆发革命,导致政权垮台。例如,伊朗巴列维国王因推进“白色革命”,最终在1979年引发伊斯兰革命。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因经济困境难以自拔,而在短期内相继出现政权垮台。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对这种畸形经济模式却赞扬有加。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在西方这种“哄死人不偿命”的廉价表扬背后,则是中东产业结构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随着肇始于2008年内的金融危机蔓延,受到冲击最大、政权最先垮台的,恰恰是这些按照西方发展观行事、经济指标不错的中东国家。

  三、防范“战略诱导”任重道远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即凡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概念、体系,无论正确与否、前提条件是什么,总是很容易被接受、拥护乃至广泛传播。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同样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并用这些无厘头的指标去衡量、引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方向。

  除了前面提到的“现代化”理论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GNP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以货币表现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GDP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本国领土内和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客观地说,两大经济统计指标各有功能,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传统上,衡量一国经济的综合性指标,主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在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经济竞争的背景下,这种指标可以很好衡量一国经济总量。1991年苏联解体后,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相对下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由此造成“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明显差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联合国贸发组织开始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GDP悄悄取代了GNP。就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掩盖了剥削一样,GNP转化为GDP,无形中掩盖了国际剥削,引导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GDP,会扭曲其经济结构,酿成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因而具有极大地缘政治杀伤力。换言之,这种统计标准的变化,客观上成了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战和金融战的地缘政治工具。

  可以说,正是由于GDP概念的误导,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处境,即只看表面的经济指标,而忽视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例如,GDP指标经常会掩盖贫富分化问题,人均GDP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一味强调经济数量,还掩盖了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和所有权关系等更为关键的问题,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即使误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仍无法从GDP的经济指标中体现出来。

  例如,在2011年中东剧变前,突尼斯、埃及先后发生政权更替。然而,直到政权动荡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述两国评价却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诸国中排名靠前;2009/2010年“经济竞争力指数”中,突尼斯排第32(领先于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领先于部分欧洲国家(如希腊)。而在2010年评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数”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分别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经济指标并未揭示出这些国家的真实困境。这种不能反映经济真相的概念指标,实际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无助于经济发展本身。

总之,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经常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不容辩驳的发展道路,最终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与西方大国捆绑,形成依附性关系。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西方理论必须学会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单全收,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