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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
作者: │ 来源: │ 时间:2018-06-25

【作者】庄贵阳 薄凡 张靖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首次把引领气候治理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党的报告。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引领,反映了中国对气候变化认知的提高,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地位的变化。随着英国退欧、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欧盟深陷多重危机,世界面临新一轮“逆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的风险,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不作为、少作为也削弱了欧美国家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相较而言,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没有动摇,在落实《巴黎协定》、开展自主节能减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投资等方面的行动积极有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引领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未来中国将坚持多边主义,担当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这既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国际社会期待的战略回应和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责任担当,将成为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有力地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进程。

【关键词】气候治理;角色定位;生态文明;领导力

【作者简介】庄贵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薄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张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项目】本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 YCXGD007)的成果。

【期刊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一、 引言

    《巴黎协定》的达成凝聚了各方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共识,以“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的新方式为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做出部署,然而《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依然道阻且长。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来看,美国执意退出《巴黎协定》,造成了气候谈判领导格局的动荡,其大幅削减气候变化研究经费、停止向绿色气候基金拨款等政策阻碍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各方减排的实际情况来看,据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第八版《排放差距报告2017》所述,目前《巴黎协定》所做的减排承诺,相较实现2℃温控目标的最低成本路径,仍存在着110亿一13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COZe)的排放差距。即使所有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得以完全履行,截至2100年,全球仍极有可能升温3℃以上;如果美国在2020年按计划退出《巴黎协定》,整体情况会更惨淡。值此转折点,谁将扛起绿色低碳的大旗,担当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继续推动《巴黎协定》实施,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面对美国的退出,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近年来中国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以坚决表态和积极行动,坚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显现。对此,国际社会纷纷出现期待中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引领者的呼声,但也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

    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国当前的政策和行动都表明中国将绿色发展作为优先事项,美国的退出对于中国掌握气候治理领导权是一个机遇。从国际社会的态度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气候责任的抛弃,为中国伸张气候治理领导权提供了机遇,欧盟成员也期望中国成为气候治理领导者。从中国的实践成效来看,虽然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各项政策都清晰地指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会持续前行,中国正在成为21世纪潜在的绿色大国。经历了数十年低碳发展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国的碳排放在2015年首次下降了0.1%,煤炭消耗显著下降,并在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因而中国具备引领气候变化的能力。当前,尽管中国领导层未做明确表态,但中国担当“引领者”对自身和国际社会都有益。随着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识,气候领域相对容易成为中国取得外交成就的突破口,领导气候治理有助于中国占据道德高地,巩固中国的全球形象。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积累了丰厚的专业知识,已基于七十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框架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挥领导力。对中国扮演“引领者”角色的质疑则集中于中国国内艰巨的碳减排任务。鉴于中国面临着对内转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对外实施绿色投资的双重考验,短期内可能还不是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长期经济和技术变革以及中国领导层在国际平台上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强调,将推动环境和外交政策的转变,使中国最终在气候领域展现出更大的雄心。

    中国在过去10年里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中国现行的碳配额交易机制由于可靠的数据采集体系的缺失而可能成为无效的市场机制,况且这种机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为其他工业化国家所使用,因而中国并非一个创新者,并没有证明其领导力。

    国际舆论的众说纷纭主要源自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和碳排放大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和实践成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重要作用。质疑声也使中国警醒,只有深化国内减排目标的落实,提升自身减排和适应能力,才能真正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掌握话语权。然而,对于美国退约为中国取得政治领导权提供机遇的说辞,有悖于中国寻求“合作共赢”的主张。更有一些偏见和误解,比如,美国的退出将全球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使中国有机会塑造国际秩序和价值观,中国政府在“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对自身利益优先考虑,应引起各国警惕。这类说法仍禁锢于零和博弈的思维,狭隘地将中国视为政治领导权的攫取者,而没有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气候治理领域领导权不应是个别国家的选择,而应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立场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从全球道义出发,履行自主承诺,承担应有责任。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这是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的客观评价和基本要求,也是对于国际期待的战略回应。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引导作用”,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torchbearer)”而非“领导者(leader)”,这是中国顺应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秉持大国责任意识、发挥领先优势、以切实有效的行动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体现。

    面对全球气候治理局势的转变和新时期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中国能否引领气候变化?中国该如何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担当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针对这一系列气候政策的现实考量,本文将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比较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及其原因,探讨中国是否具备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条件,并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提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新时代的战略选择。

 

 

(待续)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