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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发布会新闻稿
类别:《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发布会 │ 作者: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 时间:2015-04-10 |

     声明:新闻稿所述观点仅代表本书课题组意见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新进展: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

  2014年11月5日,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发布了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 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绿皮书由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分析以及直接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资深专家撰稿,全面介绍华沙会议以来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进展,深入分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成效,围绕中国的排放峰值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向公众和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困难和挑战。

  绿皮书由5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论以“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定位与被定位”为题,系统论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定位的理由和意义,并从公平的 视角探讨了中国的责任与贡献;第二部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对德班平台下展开磋商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梳理,反映了目前不同议题的谈判进展和不同国家、 集团的谈判立场;对9月份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科学认识与进展”系统解读了IPCC 三个工作组的研究报告,突出介绍了三个工作组报告的关键结论,分析了IPCC报告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以及开展国内行动的意义;第四部分“中国的排 放峰值”,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人口发展趋势、能源发展与利用以及居民消费趋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探讨排放峰值的时间和幅度, 以综合、系统、全面的方式,展现未来影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趋势,并预估我国排放峰值出现的时间段大约介于2025-2040年期间;第 五部分“研究专论”围绕碳市场、水资源及安全、土地利用、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等问题展开专题论述,全景式的介绍了国际和国内应对气候变 化的相关行动,以及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开展的实践活动。皮书还收录了2013年主要国家、地区以及主要城市人口、经济、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等相关数据,以 及全球和中国气象灾害及损失统计资料供读者参考。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1.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角色“被定位”困境

  根据2013年华沙气候会议决议授权,2015年联合国气候谈判巴黎会议将就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达成协议,并为达成协议规划路线图。作 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不仅在气候谈判中展现建设性姿态,国内也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减排行动。尽管如此,由于经济、排放总量 较大,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压力产生的原因是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角色的界定。根据我国目前经济、人口、国际分工等现状以 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经济总量将稳步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还需要约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此间人口仍将缓慢增长,发展中国家定位在完成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之前不会动摇。然而,一些国家无视我国的发展需求和历史排放权益,忽视人均指标水平,仅以经济、排放、贸易等总量指标,渲染我国的大国责 任,希望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我国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提供资金等义务。这种不顾发展权益、不切实际的定位与我国所坚持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之间,产生了较大 的分歧,分歧背后意味着责任和义务的巨大差异。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我国的定位与被定位的博弈还将持续,“公平”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也可能产生不公平的 解释。气候变化是历史排放导致的环境问题、每个自然人排放权益均等应该是解释气候公平的原点,也是界定各国排放责任的起点。中国通过连续的五年规划的实 施,实现了显著地减排成果。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发展权益与自身定位,中国才能有能力、有条件为国际气候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1-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2.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气候公约技术转让谈判二十年:任重而道远

  技术开发与转让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重要议题。1995年《柏林授权》确立了技术开发与转让谈判议题,历经《马拉喀什协定》、《巴厘 行动计划》、《坎昆协议》,技术议题已经在机制建设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推动了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行动的制度化。然而,公约下的技术转让行动仍然进展缓 慢。报告指出,坎昆会议以来的技术机制距实质性地推进促进技术开发与转让各项行动的有效开展及公约根本目标的实现,仍有明显差距:第一,技术机制的目标和 功能没有直接回应公约第4.5条确立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技术的承诺。第二,技术机制在实现公约最终目标上的作用不明确。第三,公约技 术机制本身仅实现了各方利益在有限范围内的平衡。第四,实现技术机制和公约目标方面的制度可行性不高。报告进一步指出,当前技术转让议题谈判应重点关注如 何使技术机制发挥更大作用、如何有效利用资金机制促进技术转让、如何充分落实技术需求评估的结果、如何妥善处理知识产权等问题。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50-6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3.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应客观评价、科学认识和解读IPCC三个工作组核心结论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全面评估了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气候变化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为国际社会深入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 重要科学基础。报告核心结论包括:(1)以更多的观测和研究证据印证了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事实:1880~2012年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0.85℃。 近40年来,海洋上层已经变暖,其热含量增加了17×1022J。1971年以来全球冰川普遍出现退缩,近20年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的冰量减 少,1979年以来北极海冰范围明显缩小。1901~2010年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9米。自工业化以来,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 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上升。2011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分别为391 ppm、1803 ppb和324 ppb,分别比工业化前高出40%、150%和20%,为近80万年来最高。(2)进一步确认了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人类活动导致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半以上的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在95%以上。(3)未来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全球气候系统进一步变暖。相对 1986~2005年而言,预计2081~2100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将升高0.3~4.8℃。限制气候变化需要大幅度和持续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 要在概率大于33%、大于50%和大于66%的条件下,到本世纪末将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变暖限制2℃(与1861~1880年相比)以内,全球人为二 氧化碳累积排放的空间分别约为15700、12100和10000亿吨碳。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以气候风险管理为切入点,系统地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全球和区域水资源、生态系统、粮食生产和人类健康等自然 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和风险,并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强调通过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建立具有恢复力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报告核心结论包括:(1)气候变 化已经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受降水变化和冰雪消融的影响,全球许多地区的水文系统正在发生改变。气候变化已导致某些生物物种的 数量、活动范围、习性及迁徙模式等发生了改变。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有利有弊,但总体来看不利影响较之有利影响更为显著。气候变暖导致某些区域与炎热有关 的死亡率增加,而与寒冷有关的死亡率下降。(2)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影响和风险。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水资源面临的风险加大,21世纪许多 干旱亚热带区域的可再生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将显著减少。由于气候变暖和其他压力,21世纪及之后,陆地和淡水物种都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一些生态系统如寒带 北极苔原和亚马逊森林在21世纪将面临突变和不可逆变化的高风险。气候变化将对热带和温带地区的主要作物(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产生不利影响。海岸系统 和低洼地区遭受淹没、海岸洪水和海岸侵蚀等不利影响的风险将增加。气候变化将通过恶化已有的健康问题影响人类健康,加剧很多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 不良健康状况。对于大多数经济部门而言,2℃左右的升温可能造成全球年经济损失占其收入的0.2%〜2.0%。许多全球的风险集中出现在城市地区,而农村 地区则更多面临水资源短缺、食物安全和农业收入的风险。总体来讲,相对于工业化前温升1℃或2℃时,全球所遭受的风险处于中等至高风险水平,而温升超过 4℃或更高将处于高或非常高的风险水平。(3)提出减少和管理气候变化风险的基本途径,强调对于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不利影响,适应的效果更为显著,但控制长 期风险必须强化减缓。近期关于减缓和适应的选择将对整个21世纪的气候变化风险产生重要影响。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聚焦2℃温控目标这一核心问题,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原则及概念框架、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和影响因素、减缓的目 标与路径、行业部门的减排潜力与成本、国际气候体制与国内及区域政策、气候融资等做了全面评估。报告核心结论包括:(1)强调经济和人口增长是驱动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要因素。1970年以来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约占总历史累积排放的一半,最近十年是排放增长最多的十年。其中,化石燃料和工业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 是温室气体增长的主要来源。(2)实现2℃温控目标需要到本世纪末将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控制在10000亿吨左右。在成本最优的情况下,相应的排放路径要 求2030年全球排放量低于2010年水平,到2050年全球排放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40%~70%,并到2100年实现零排放。(3)强调全球 2℃温控目标的实现需要大规模改革能源系统并重视土地使用,而二氧化碳移除技术将成为其中的关键技术。(4)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对现有投资模式进行改 变。在适宜的投资环境下,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可以共同在减缓气候变化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指出减缓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共同行动。尽管目前国际气候变化 合作机制存在多样化趋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是国际气候合作的主渠道。(5)指出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将产生大量的协同效用,对气候政策的协同效应 进行有效管理可更好的奠定采取减缓行动的基础,促进可持续发展。

  绿皮书指出,IPCC评估报告为国际社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重要科学基础。我们应客观评价、科学认识和解读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最新 成果,加强科普宣传和舆论引导,并充分借鉴和应用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吸纳有益因素,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因 此,一方面应瞄准国际前沿,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升我国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从而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支撑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 在IPCC科学结论的正确引导下,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风险,大力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科学认识减缓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加速推动国内 低碳发展工作。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96-1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4.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中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表明,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碳排放增长较快,碳排放峰值何时到来不仅是学术界 研究的前沿课题,也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2014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通过一组文章,从工业化、城镇化、能源、人口、消费需求五个侧面 探讨了我国未来碳排放路径与峰值问题。

  工业部门是我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与预测表明,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 我国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CO2排放的经验,以及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因素 的判断,经过匡算,在基准情景下,工业部门排放将缓慢增加,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总排放将在2025~2030年之间达到峰 值,预计排放达峰后并不会立即实现大幅减排,而是一段时期内维持这一排放水平,到2040年前后才可能实现排放量逐步下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低碳情景 较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既可满足可持续发展所需,又体现了中国作为工业大国和排放大国的减排努力。

  城镇化是影响我国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正处于快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城市的建设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未来城镇化的发 展对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实现带来巨大的挑战。通过对城镇化影响碳排放机理的探索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分析表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以及碳排放总量 三者随城镇化发展的倒U型曲线不仅各自存在,且峰值依次出现。中国目前已经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峰值,正在向人均碳排放峰值进一步迈进。根据发达国家历史经 验,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出现在城镇化率为70%左右的阶段。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3%,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城镇化率到达70%大约还 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以此推断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面对这一形势,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人口、社会、经 济、空间结构、技术等多个维度,融入低碳理念,进行科学的规划,减少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尽早实现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到来。

  能源活动是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90%以上。通过分析中国的能源供给和需求现状,对比英国、美国、德 国等已经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国家的历史经验,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实现碳排放峰值的能源条件:当能源强度分布在100-150千克 石油当量/千元GDP之间,且煤炭消费达到峰值,在能源结构中占比显著下降时,碳排放总量的拐点将会出现。据此预测,我国的CO2排放在2035年左右实 现峰值的可能性较大。未来需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降低能源强度,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实现。

  碳排放峰值与人口增长直接相关。通过两种不同的假设方法(人均CO2排放和CO2排放强度)对中国未来CO2排放的峰值和峰值出现时排放总量进 行预测,结果发现,即使中国人均CO2的排放量不再上升,由于人口总量的增加,中国的排放总量还将持续增加,而在不同的人口政策情景下,人口峰值的时间可 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如果按照中国承诺的强度减排目标上限(2020年相对200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45%)计算,中国的排放峰值将 出现在2025年,峰值出现时中国的排放总量将达到105.5亿吨。实际上,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依赖严格的环境规制,同时控制人均物质消费需求在一个合理 的区间范围内。

  未来消费需求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正在经历转型,这对我国碳排放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我国 居民消费碳排放的现状、特征、驱动因素和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峰值年份应出现在2035~2040年间。未来需要对我国居民消费进行科 学合理的引导,避免锁定为高消费、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从而加剧目前我国的能源安全,延缓碳排放峰值到来。

  中国何时实现碳排放峰值?如何通过相关政策更早实现较低的峰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工业化、城镇化、能源、人口、消费需求都仅是影响碳排放峰 值的不同侧面。尽管不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等可能导致对碳排放峰值的结论存在差异,综合来看,报告认为,当前至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社会仍将 稳定较快发展,大力节能减排也将成为“新常态”,我国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要努力更早实现排放峰值,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上 述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来制定减排政策、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139-2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5.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应关注中国降水资源时空变化,从战略高度应对未来水安全

  随着全球性资源危机的加剧,水资源从一种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正变成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水安全问题既是资源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水安全是指水资源其自然循环过程不受破坏或严重威胁,其水质水量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国家利益不因 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质污染等造成严重损失的状态。水安全体现了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紧密联系,说明水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大局, 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安全观。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主要来源是大气降水资源。研究水安全战略问题,需要研究大气降水特点和变化。中国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26毫米,与许多国家或地 区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比全球平均年降水量(813毫米)少23%,比亚洲平均年降水量(827毫米)少24%。从降水资源总量来看,全国陆地年平均降水 资源总量约为6万亿m3,在世界上属于降水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降水资源量约为4343 m3/人,仅为全球人均降水资源量的28%,为亚洲的68%,远远低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巴西等国。

  从空间上看,我国降水的分布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空间差异巨大,北方地区降水资源较为贫乏,南方地区降水资源相对丰富。降水最多的地区(广西东兴 县)是降水最少地区(新疆托克逊县)的350倍。从时间上看,我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一般占全年的45~65%,各地最大最小月降水量相差比较悬殊。 全国平均最大月降水量(7月)是最小月降水量(12月)的11.4倍,而北京则相差达到80倍,大大高于巴黎(最多降水月份仅是最少月份降水的1.4 倍)、伦敦(1.8倍)、纽约(1.7倍)。同时,受气温高低、水汽多寡及季风强弱等气候条件的影响,降水具有年际波动的特点。中国降水最多的年份为 1998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为713毫米,是降水最少年份2011年(556毫米)的1.3倍,明显高于全球最大最小年降水量比值(1.05倍)。

  50余年来,我国降水时空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华北、西南降水呈减少趋势,东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呈增多趋势。西部地区降水约增加 15%~50%;东部地区频繁出现“南涝北旱”;华南地区降水约增加5%~10%;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约减少10%~30%。此外,夏季我国主雨带位置 出现明显的年代际变化。上世纪80年代,长江流域多雨;上世纪90年代,雨带南移;2000-2008年,雨带北移到淮河;2009年以来,雨带进一步北 移,淮河和华南进入少雨期,华北地区降水有所增加。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年暴雨日数和暴雨站数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局地突发性大暴雨事件明显增多。而有些地区持续无雨或少雨日数变多,局地 阶段性严重干旱发生频次增加。监测显示,中国的干旱范围已经由传统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向湿润地区扩展。干旱范围由东北、华北、西南3个主要干旱区,演化为 自西南向东北的一个明显的干旱化趋势带。华北南部干旱半干旱区有一个明显的向南扩展趋势,东北中部半干旱分界线的位置也有向东扩展的趋势。预估结果表明, 未来10年中国降水量总体略有增加,降水增加较多的地区主要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降水的增加有利于增加地表水资源量,可缓解生产生活用水压力,有助于 北方江河径流和湖泊及水库蓄水量的增加,也可改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应认识到,降水的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水资源压力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南方水多北 方水少的格局不会发生改变,也不能改变我国水资源紧缺的总体局面。同时,雨带北抬,南方地区降水、气温变化引起的干旱、高温、热浪,会增大居民生活和工农 业生产的用水量,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水资源的紧缺。

  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旱涝形势日益复杂,区域特征更加明显,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因此未来中国水安全问题将会日益严峻,更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应对。

  一是加强研究中国降水资源的时空格局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影响。气候变化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分配,引起水质和 水量的改变,会导致自然生态和人类生产生活用水的可获得性发生改变,从而进一步影响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在气候变化环境下水资源的可 供性,允许的水消耗和可持续性。

  二是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和应对可能发生的旱涝灾害,加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应加强对水资源保护,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气候的可行性论证工作,科 学开发利用水资源。需改进全国水资源布局和规划配置,加强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和制度框架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加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国家应对 气象灾害战略应从灾害的被动防御尽快转变到灾害风险的主动管理上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使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化。通过普及气象灾害风险知识,加强政 府与民众在重大气象灾害中的沟通和协调,提升政府的信誉,增强社会抵御气象灾害风险的能力。

  气象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需进一步开展和完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风险区划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中,通过指导农业、水 电交通和城市建设等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主动避开气象灾害高风险区域,或者是通过提醒制定应对气象灾害风险的措施,承担政府风险管理的相应职能,有效减轻 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11-2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6.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2013年国际碳市场分散化、碎片化,国内碳市场建设全面提速

  绿皮书指出,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为110亿美 元,到2009年规模迅速扩大了13倍,达1437亿美元。受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危机的影响,2011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到达顶点后在 2012和2013年出现大幅下降,交易额也从2012年的107亿吨下降到2013年的92亿吨。

  经过多年的实践演变,国际碳市场的发展逐渐的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自上而下”模式,由国际条约形成的统一碳市场,二是“自下而上”模式,各国 独立发展的国内碳市场。随着京都模式的日渐式微,各国在各自碳市场的设计与运行过程中探索相互间连接,出现了以分散的碳市场为主,通过双边协议进行连接的 中间模式。

  目前,国际气候谈判的重点在于推进德班平台,核心议题为是否要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各方应承担什么性质和力度的减排目标,最早将在 2015年底的巴黎会议上达成减排协议。市场机制的谈判方面,将对京都灵活机制进行优化性改革,但其未来走向很难通过这个平台本身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公 约下新市场机制的推进也由于缺乏需求空间而难以找到出口。

  2013年以来,中国国内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在试点与国家层面两个维度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方面,七个碳交易试点先后正式启动交易,使中国一举 成为碳排放配额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了自愿减排项目,公布了10个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国家登记系统建设取得了进 展,为建设全国统一碳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24-2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7.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城市化地区应当推动试点示范,加强风险治理和适应规划

  落实《国家适应战略》需要加强部门的决策协调,推动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领域的协同治理,加强适应规划的区域布局,鼓励技术和融资机制创新。

  (一)制定国家和部门的适应规划,开展试点示范

  目前我国气候变化决策协调机制还以落实减排任务为主,自上而下的适应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国家适应战略对于部门和地方制定和实施适应规划将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同时也需要注重部门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规划衔接问题。

  (二)提升风险治理水平,应对风险社会

  气候变化风险会导致”风险乘数”效应,放大社会经济系统原有的脆弱性。未来风险治理机制应加强协同与创新,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形象,不仅 要加强对突发极端事件的监测和应急,减少灾害损失,还要完善相关政策、推动社会改革、优化治理结构,化解潜在风险,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区域适应格局,加强城市化地区的适应规划

  《国家适应战略》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提出要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格局。未来30年将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提升的时期, 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给城市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城市化地区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候和区位条件划分为东、中、西部城市化地区,考虑气候变化对不同地 区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有序适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特大城市数量众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基础较好,未来应当加强增量型 适应投入,注重对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引发的增量风险的防范;西部地区应当以减小适应赤字和发展赤字为目标,加强适应基础设施投资,对气候脆弱、生态敏感地区 进行气候容量评估,推动发展型适应;中部地区处于城市发展的巩固和持续提升阶段,大城市和城市群不断涌现,需要汲取发达城市“先发展后治理”的教训,增量 型和发展型适应并重,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适度控制人口规模、在城市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中加强对未来气候风险的防范。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63-2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

  8.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刻不容缓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关系社会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在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的领域,国际上关注最多的是对人类的响应和适应策略的研究。适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从而减轻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绿皮书指出,我国虽然发布了《全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试行)》和《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但目前我国气候变化与 人体健康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对我国不同地区气候变化脆弱人群的特征掌握有限,这对我国顺利贯彻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带来了不利影响,妨碍了我国适应气 候变化的进程。因此,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刻不容缓

  第一,整合现有监测网络,建立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开展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疾病的气候监测、预警预报实时业务 系统,确保对公众健康可能具有重大影响的疾病进行积极监测,有效地防止许多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因气候变化而恶化、加剧。近期需整合全国现有气象和健康监测 能力建设网络,拓展监测内容,初步建成国家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健康监测网络。

  第二,加强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脆弱性的评估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从沿海、内陆和高原地区,选择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敏感疾病频发的典型区域, 开展中国气候与健康脆弱性的综合评估,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气候与健康脆弱性评估方法,研制中国气候与健康脆弱性指数,建立中国气候与健康可视化动态决策支 持系统,制定政府、社区和个人不同层次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措施,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决策依据。

  第三,提高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我国急需选择典型地区对全国各地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健康的影响的认识水平进行调查,各地科 普基地建设要充实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组织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科学知识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公交等活动,组织面向地方政府官 员、大中小学师生、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公众的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科普论坛和专题讲座,争取在各类教育和培训内容中纳入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方面的科学 知识,从而提高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74-28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9.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应加快推进温室气体与局域污染物的协同治理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同时面临着传统污染物减排、环境质量改善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重严峻挑战。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不过,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常规大污染物排放总量还相当大,雾霾防治形势严峻。 同时,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近年来伴随着气候谈判推进和2015年国际气候治理新秩序构建,我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减限排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统筹协调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控制是有效改善国内环境质量、积极应对国际减排压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鉴 于局域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具有同源减排的物理基础。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对改善局地环境质量和保护人体健康具 有极大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减缓全球变暖及其不利影响也有显著的贡献。电力、水泥、钢铁、道路交通等部门作为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应成为协同 管控的关键领域。

  为贯彻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推进污染减排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建议从国家、地方、企业等各个层面提高对一体化协 同管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管理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从源头上制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管控的一体化规划,研究制定气候与环境友好的协同管控战略,加快出 台有利于协同管控的各项政策、标准、法规,构建协调一致的统计、报告、核查体系,对相关政策进行成本效用分析,推动相关政策的精细化和定点化管理,综合运 用市场和行政的手段,提升我国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84-29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10.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霾治理需要在外部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2013年是对中国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关注度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一方面霾严重程度和出现频次显著增加,另一方面霾污染问题和治理关注度加大。 中国气象局建立的常规雾和霾天气网络化监测体系,主要包括能见度、相对湿度、雾和霾天气现象等观测,近些年来也开展对雾霾有重要影响的大气气溶胶的观测和 大气环境质量PM2.5等的监测,基于风云3气象卫星的霾监测和面积估计等产品也得到广泛应用。

  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增多是重要的事实,气候环境尤其大气环境质量也发生重要的变化。2013年,中国100˚E以东地区平均 霾日数为36天,比常年偏多29.2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近50年来我国雾和霾的时空变化特征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霾增雾减、东增西减趋势;霾所 占比例东南增西北减;持续性霾过程显著增加;大城市比小城镇霾日数增加明显。可以说霾的增加与人类无序活动和非环保意识行为有直接关联。

  霾气溶胶浓度局地变化可主要归结于内因(污染源)和外因(气象条件)两个部分。在污染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气象条件的气候变化作用对霾天气的增 加是有利的;在污染源总量不断增加的条件下,霾天气对气象条件更加敏感。在外因中,水平输送是重要因素,持续的霾污染事件与静稳大气的垂直结构、湿沉降与 平均风速的低值区密切相关。

  因此,霾治理对策也需要在外部和内在因素方面采取措施,气象条件的变化主要以适应对策,霾污染源主要从减排等低碳行动着手,治理空气污染关键在 于加强以下5个方面工作。(1)政府引导、结构调整、减控防治相结合。(2)一体化监测、滚动化预警、科学化决策。(3)强化保护意识、实施论证制度、法 制化先行。(4)全民参与、科普倡导、低碳绿色。(5)直面复杂局面、尊重自然规律、和谐协调发展。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95-3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11.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指出——

  2013年北京等全国六大城市平均霾日数达161天,深秋到冬季为霾多发时段

  2014年11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发布会在京召开。

  绿皮书选取我国东部地区的北京、石家庄、郑州、南京、杭州、广州6个典型大城市站和附近的遵化、饶阳、西华、高邮、慈溪、增城6个小城镇站进行 对比分析年霾日数变化情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大城市和小城镇年霾日数差别不大,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大城市霾日数明显较小城镇偏多, 大部分年份偏多超过50天,而小城镇基本上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有明显增加的。2013年,六大城市霾日数进一步攀高,平均霾日数达161天,与小城镇的 差异超过100天,大城市霾污染严重的现象十分显著。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50年代的英国伦敦,均出现过雾霾,但只是出现在某一个城市。而在中 国,雾霾在城市群之间弥漫和移动,并且互相影响,对整个中国沿海城市带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可以出现一周以上成片的霾污 染,城市环境堪忧。

  从常年各月霾日数分布看,深秋到冬季为霾多发时段,只要外部气象条件处于静风或微风状态,没有降水天气出现,同时又具有较大的相对湿度,极易出现霾。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p299-300,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